我在2014年写过一篇《鲁迅当年怎样做父亲》。其时正逢《爸爸去哪儿》播完第一季,全社会无数人(据调查以女性观众为多)都在盯着那几对明星父子(女),看小孩卖萌爸爸出糗。这个从韩国红到中国的真人综艺节目,映射着东亚家庭文化中“父亲”角色的缺席。前一段上映的日本热片《垫底辣妹》,也涉及这个问题:父亲要么是一个压迫性的暴君形象(对儿子),要么是一个给点家用万事不管的甩手掌柜(对女儿)。再看今年香港金像奖最大赢家《踏血寻梅》,同样是父亲角色缺席的人间惨剧:被害者王佳梅的生父远在湖南,而身边的继父整天躺着像个死人,倒是知道在继女去世后爆料卖钱;杀人者丁子聪幼年目睹母亲离世,与父亲关系冷淡到几近于无。

如此种种,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大哉问,从“五四”时代一直追问到现在,也不见得有个好的答案。

鲁迅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实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重点在于为子一代争取他们的权利,并未详细探讨在他理想的家庭教育中,父亲母亲要分饰怎样的角色。然而社会有它明确的分工,丰子恺有一幅极出名的漫画《爸爸还不来》,画的是太太(?)牵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在弄堂口等待父亲的情形。爸爸去哪儿?自然是上班去了。

▲ 丰子恺《爸爸还不来》

直至今日,数十年间部分女性走出家门,又有部分走了回来,但父亲的角色恒定不移,他是妻儿等待盼望的对象,他是家庭的外当家,他是户口簿上理所当然的户主,他也当然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村《鲜花和》里写过女性出门上班,男性在家写作的格局,街坊邻里各种议论,“这个男人真没用”是舆论的主流。

然而“去中心化”渐成这个世界的主流,家庭亦不例外。媒体与大众开始追问: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去哪儿”了?在外奔波的父亲,有很大一部分正在经历这种责任上的拷问。像杨樾《不必被感谢的爸爸》这样的文章,更是从能力角度质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合法性何在。

我认同家庭分工并无一定。孩子因人而异因阶段而异,说他们一定更粘母亲也是未必。虽然中国社会大部分家庭,带孩子主要靠妈妈,但爸爸决不可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爸爸去哪儿》的创制及热播,正是这种社会心态转移的表征。

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鲁迅。鲁迅当父亲的日子不长。1929年四十八岁生子海婴,1936年五十五岁病逝,海婴才不过刚满七岁。此后漫长岁月他是管不到的。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及六岁,看鲁迅做这七年中的“人之父”,许多地方颇有会心。

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他仍然如常工作至凌晨方眠。许广平此时出现有规律阵痛,但不敢惊醒鲁迅,到上午十点才告知。鲁迅冒着发热将许广平送入医院,并在家中预备好小床、浴盆,热水。26日整夜待产,鲁迅一直陪着妻子。

27日晨,许广平已经阵痛了二十七八个小时,属于难产。婴儿的胎音只有十六下,而且“濒死前的污便也早已下来”,必须使用产钳助产。医生征询鲁迅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鲁迅不待思索地说“留大人”。

婴儿生下来后,鲁迅不同意医生雇奶娘的建议,要自己来照料,他也不相信“别人的经验”,医嘱之外,他只相信“育儿法之类的书籍”。结果按照书上说,每三小时一次,每次五分钟等等,弄得婴儿十分瘦弱;洗浴呢,也是自己动手,结果一洗,婴儿便得了寒热感冒,只好由医院介绍看护来洗浴,而且再也不敢自己动手洗。鲁迅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 “海婴六个月,1930年3月23日,上海”(扶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海婴幼年多病,经常弄得原本就提心吊胆的新晋父母坐立不安。许广平回忆道:“小孩有些咳嗽,不管在另一间房子或另一层楼,最先听到的是他。为了省得他操心,我每每忍耐着不理会,但是他更敏感,时常叫我留心听,督促我去看……如果不是咳得太厉害,他总是不叫醒我,自己去留心照料的。”

亲生父母是否一定要习得育儿技巧,这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假设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变成育儿达人,也就将生育先在地设定为“人生之必备技巧”。而跟所有的技能一样,育儿习得水平的高低,怕也是因人而异。因此而产生的攀比、沮丧乃至抑郁情绪,当也不在少数。从资源配置来说,让鲁迅不写文章而去带孩子,又带不好,实在也显得浪费。鲁迅努力过,终于放弃。自然,在这一方面,婴儿父亲的压力远小于母亲。

问题来了:鲁迅到底是不是一位好父亲?

鲁迅1934年《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说起海婴,说他“不会说(话)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因为“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许广平也记录了类似的对话: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实际也未必真做得到罢。(《鲁迅先生与海婴》)

鲁迅也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又说:

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鲁迅为父之道的独特,不在于他肯为海婴请看护多写两篇文章,不在于他每月支出20元大洋给海婴看病,也不在于他肯通宵地照料孩子,愿意拿出时间来陪孩子玩儿,孩子怎样捣乱他都不恼怒,而在于鲁迅对于自家孩子,能持同理心与宽容的态度,像对朋友一样对待儿童。

早在1925年前后,鲁迅便反复回忆自己童年时“精神的虐杀”,有长辈施于自己的(《五猖会》《父亲的病》),有自己施于同辈的(《风筝》),对于能带给他新的世界的人与事,总是感念不已(《故乡》《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而今自家有了孩子,自然是断不肯重复地地戕贼儿童的天真。

据许广平与周海婴回忆,鲁迅基本上是采取“顺其自然”的教育方针。海婴喜欢拆玩具,便随他去,海婴要看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文库》,许广平以为太深,要大些再看,鲁迅站在海婴一边,“任凭选阅”。关系到鲁迅自己的工作,如正在写稿,海婴这熊孩子在笔头一拍,顿时纸上便是一大团墨迹,鲁迅倒没有像丰子恺那样“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但也只是停下笔道“唔,你真可恶”。海婴还喜欢帮父亲选写信的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子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拉锯战,各有妥协的时候——这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他们没办法判断哪些是鲁迅的选择,哪些是鲁家少爷的指令。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专门记一桩事:家里请客,从福建菜馆叫菜。海婴抱怨说鱼丸不新鲜,别的人吃了都是好的,没人相信海婴的话,甚至也没有人注意孩子的话。许广平也只是又给海婴挟了一个。他依然嚷嚷说是坏的。鲁迅于是把这个吃剩的拿来尝尝,发现果然不新鲜。于是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对此,许广平对萧红的评价是“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其实这就是任何时候,都能与小孩平等的对话。这种能力,并不是每个父亲都拥有的。

鲁迅的态度,十分符合“五四”所谓“儿童的发现”。父子两代相处之道,应当是平等的亲爱与宽容,而非上施于下,高识拔低,老指点少。我们怎样待我们的好友,就该怎样待我们的儿女。子曰“不友不如己者”,不是教人攀龙附凤,而是提醒朋友间若不能互相补益,且友情难久。父母给予儿女的固然如山如海,如果不懂得从儿女身上习得己之所无,施之久必生怨,持之恒必无乐,养儿女可不是一件纯粹的苦事!

鲁迅在1934年海婴四岁八个月时破例写了一篇童书评论《〈看图识字〉》,正对应他三年前感慨的“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值得多抄一点: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不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天不假年,鲁迅未能好好地施行他心目中的儿童教育,便撒手人寰。按照世俗的标准,周海婴后来算不得怎样的成材,远不能跟大家景仰的梁任公之家教相比。不过,若说鲁迅内心是怎样的望子成龙,我是不大相信的。盖因儿童的长大,或许是一道向下的曲线,是被世俗渐次污染的过程。“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丰子恺《给我的儿女们》)鲁迅敢于说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般利害如何不晓?他在遗嘱里加了一句: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揣摩起来,王小波所反对的“虚伪、矫情、无趣”尽在其中。多年老友兼老乡、老领导蔡元培是懂的,他的挽联,极简洁,鲁迅平生无数风雨,只拈出了两桩:

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你说,鲁迅是不是一位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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