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父母,我必须考上一流的大学。”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我早不读书了。”

“妈妈快把我逼疯了,她整天唠叨,什么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哪所重点大学,什么你怎么学习成绩总不见起色,什么这次考试又因为马虎丢分了吧……我现在对学习厌倦透顶,一上课脑子里就回响着她的唠叨,根本学不下去。”

“爸爸是个工程师,他从不打我骂我,但我特别怕他。只要我的成绩不进步,他一看我就拉下脸来,整天整天不理我。光考高分不行,我必须有进步他才高兴,才会夸我奖励我。明年就要中考了,我担心极了,要是考砸了怎么办?天啊,我一想到爸爸的反应,就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

迄今为止,我收到了数千封中学生的信,很多孩子提到了父母给的压力,上面几段话是最平常不过的片断了,还有多封信提到这样的话:

“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我累极了,真想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

对此,广州某中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三班主任解释说,父母比孩子对学习更着急,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了。就她看来,父母们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应试教育低。一直从事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知名心理学家徐浩渊博士说,父母的压力远超过教师,是孩子们学习压力的主要来源。

为什么父母们给孩子制造了这么大的压力?

徐浩渊博士说,最简单的解释是,父母将自己的焦虑转嫁给了孩子。父母,尤其是妈妈,他们自己的成长停滞下来,对自己能否适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去解决问题,而是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结果让孩子承受了双倍的压力。

“家长希望孩子好,但常不知道该怎么做,”徐浩渊博士说,“最常见的是,他们不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而是从自己的心理需求出发,为孩子设计人生。结果,他们出于爱心教育孩子,最后却发展出束缚孩子成长的非爱行为。”

“请举一个例子,好吗?”我问道。

听到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话,50 多岁的徐博士突然哽咽起来,她忍着泪花讲了一个“每次必然让她流泪的真实故事”:

小学生小刚突然跳楼自杀。他留下遗书对爸爸妈妈说,他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累极了。爸爸妈妈常说,他们对他很失望,他不想让爸爸妈妈再失望,所以想到了死。自杀前,他砸碎了自己的储钱罐,把攒了几年的零花钱留给了爸爸妈妈。他说,他走了,爸爸妈妈不需要那么辛苦了,如果他留下的钱不够,爸爸妈妈可以加些钱,“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回忆到这里,徐博士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她说,小刚那么爱父母,他对父母“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的期望,其实是他自己最大的向往。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事情,自己实现不了了,但希望自己最爱的父母去实现。

小刚的心理机制是投射,他最希望做一件事情,但自己得不到,就希望最爱的父母得到。他是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了父母的身上。其实,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多情况下也是投射,他们有种种心理需求,但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是期望孩子能去实现。孩子是最爱的人,孩子实现了,就像是自己也实现了。 “

这种心理是‘孩子不急父母急’的根本原因,”徐博士说,“父母们自己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却把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转嫁给了孩子。”

转嫁(一):有劲儿全往孩子身上使, “全陪妈妈”逼儿子成少白头

董太太的女儿蓉蓉上高二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不干。这倒不是董太太刻意惯出来的。一开始,董太太还要求蓉蓉做点家务,但蓉蓉只要一拖,做妈妈的就会忍不住自己动手了。譬如,看着女儿的脏衣服堆在家里,如果不去洗,董太太会觉得心烦意乱。只有洗了,心里才会痛快一点。表面的原因是,这符合自己的卫生习惯。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这样做给女儿节省了时间去学习。

尽一切可能节省女儿时间让她去学习,这成了董太太的原始心理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潜意识中,她对社会的变迁感到焦虑,觉得自己适应不了目前激烈的竞争。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去提高自己,于是就暗暗希望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竞争中“占据制高点”,自己也因此产生了成就感。

所以,她有劲儿就往女儿身上使,而不是往自己身上使。

这种心理转嫁机制在妈妈的身上比较常见。不过,董太太的做法是很普通的,有一些妈妈的做法比较极端。

譬如,“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一篇名为《如此“培优”令人心疼》的文章讲到了一种怪现象:在武汉,一些妈妈把业余时间全部拿来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优班”,除了工作外,她们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不让孩子有一刻空闲,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去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篇文章是一个爸爸写的,他写道:

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他妈妈逼着“培优”,从没过过周末。六年来,妻子把他送进的“培优班”不下 30 个。儿子自嘲是见不到阳光的人,早晨 6 时走,晚上 11 时休息。经常晚上八九时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着口水睡得正香,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让人心疼!

儿子五年级时长出几根白发,当时我没在意。上初中后,儿子白发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们担心孩子有病,带儿子看了好多医院,看了西医又看中医,医生的结论是孩子精神压力过大。按医嘱买回核桃、黑芝麻给儿子吃,可儿子的白发仍不见少。

每天早上 6 时,妻子准时叫儿子起床复习功课。即便上厕所、吃早餐时,妻子也要让儿子多背几个单词。儿子上小学时,每天下午 5时 30 分放学。妻子在校门口直接将儿子从汉阳接到武昌,赶 6 时的“培优班”。公共汽车上,妻子一手端饭,一手拿水。儿子在车上解决完晚餐。晚上 9 时下课回家,儿子还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并且,这样的妈妈成了一个群体,她们相互交流信息,听说哪个“培优班”好,就会相互告知,然后纷纷去替孩子报名。

这些“全陪妈妈”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提高孩子的能力”,尽管出现了明显的负面效果仍不肯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是极端的“有劲儿就往孩子身上使”,她们看似是为孩子,但内心中,她们是为自己不能适应社会而焦虑。

徐博士说:“很多妈妈,自己完全停止成长了,她们能不焦虑吗?但她们不努力让自己成长,而是将压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她们说,这是爱,但不客气地说,她们是在转嫁自己的焦虑。”

转嫁(二):把“理想自我”强加给孩子,知识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层楼

前面的转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长,而将“提高竞争能力”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孩子。但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并没停止成长,但孩子则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成长的另外一个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脸面。如果孩子不能出类拔萃,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著名教育家徐国静说,她发现工人妈妈们对孩子的发展很满足,她们说,我儿子学习不错,要考大学;女儿成绩不怎么好,但她有梦想,将来一定有出息。但“知识妈妈”们对孩子的标准普遍苛刻,因为她们比的不是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而是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这是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问题。“理想自我”总比“现实自我”高一层,工人妈妈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为知识分子,孩子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但“知识妈妈”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层,孩子必须达到这个水平她们才心满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识家庭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知识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优势,但却承受了父母更大的压力。

一个妈妈诉苦说,自己听了很多讲座,看了许多教育书籍,希望女儿能学习绘画、英语、舞蹈和音乐,所以专门在少年宫附近买了房子。尽管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贵。但上中学以后,她发现女儿成绩变差了,她的“全方位”设计落空了,而且女儿变得特别不听话。自己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换来这个结果?这位妈妈陷入痛苦之中。

徐国静认为,这些父母其实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当成“债主”,甚至逼孩子“还债”,从而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上,亲情关系也变得像“债主”和“债务人”般紧张,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转嫁(三):孩子是实现目标的对象,教育学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杀

徐浩渊博士也说,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压力是极其沉重的,她知道有两个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学教授,孩子却自杀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教师,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该路线去发展。孩子小时候还不错,但年龄越大问题越多。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点大学,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徐博士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作为教育学教授,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的嘲笑和否定。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注15] 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作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按照这个理论,这两个教育学教授,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孩子成了他们教育学理论的实验对象。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但这两个教育学教授,和那些“全陪妈妈”一样,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了孩子的身上。

注15:Martin Buber(1878~1965),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关系为世界的本质。代表作有《我与你》等。

转嫁(四):通过打孩子宣泄情绪, “打是亲,骂是爱”的潜意识并不伟大

小龙的语文考试不及格,爸爸把他揍了一顿,并且告诉徐博士: “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爱得不得了。打他是为了他好,再这样下去,他以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可怎么办?打是亲,骂是爱,我怎么就不打邻居的孩子啊?”

但是爱的结果呢?小龙的语文成绩毫无长进,他还对语文课产生了厌恶感。显然,小龙消受不了父亲的“爱”。

但是,这真的是爱吗?徐博士说,是,但又不是。在意识上,小龙的父亲是为了爱,但在潜意识上,通过打孩子,做父亲的可以宣泄自己在其他地方郁积的负面情绪。

她说,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会问自己一句:“我真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了吗?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转嫁给了孩子?”

譬如,小龙的父亲还做过这样一件事:小龙闹着要买一双昂贵的耐克鞋,这要花掉爸爸半个月的收入,但小龙的父亲咬咬牙还是买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脚上穿着一双耐克鞋,如果自己的儿子没有,比不上人家,多丢面子啊?让儿子穿上名鞋,看似满足了孩子的需要,但实际上满足的是做父亲的虚荣心。

一些家长,当对孩子的暴力起不到效果时,会将暴力转向自己,做一些自残的极端事情。“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讲到一个事情:重庆一位“望女成凤”的张先生,为给“屡教不改”的女儿一点“颜色”看,竟用菜刀剁下自己的左手小指。看到父亲的鲜血,女儿才慌了手脚,跪在地上使劲打自己的耳光,向父亲认错。这位 45 岁的父亲说:“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虽然已经 16 岁了,但是她的心理年龄可能也不过12 岁,打实在不起作用,我只能这样做。”

父母转嫁焦虑为什么容易成功

在采访中,徐博士几次感叹说:“为什么家长们的忘性这么大?他们难道彻底忘了自己童年时的愿望、感受?他们难道忘了被父母 控制一切的郁闷和痛苦?为什么现在他们做了父母,给孩子的压力 更大?”

她分析说,这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人原因。他们担心跟不上社会的步伐,担心被社会淘汰,但自己又缺乏成长空间,于是将成长的压力全放到了孩子身上。

第二,社会原因。现代社会的确缺乏保障,这严重加大了父母的焦虑。

在一个论坛上,处处可以见到第二种原因。一位母亲说,不逼不行啊,面对激烈的竞争,要想将来出人头地,只有“从娃娃抓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两个原因总是综合在一起的,一位妈妈说,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职工,但仍然咬紧牙关送孩子培优。从孩子二年级起,就送他上培优班:语、数、外、武术、美术、音乐,总共有十来个,前后花了两万多,就是希望他长大后,能有份像样的工作,不会面临下岗。

以前,我们是大锅饭,不讲竞争。现在,我们比西方社会还讲竞争,而且升学似乎成了唯一的竞争路线,绝大多数家庭都将希望寄托在这条路线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最初,只有高考压力大。后来,中考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一些地方中考的难度已超过高考。慢慢地,压力渗透到小学、幼儿园,甚至产前,已经到了“竞争从娃娃抓起”的地步。

孩子很在乎父母的情绪

徐博士在几十所中学做过演讲,到最后,她都会问孩子们一句: “你们最 希望谁听我讲课?” 孩子们每次都几乎一致地回答:“爸爸!”“妈妈!”

教师和父母同为应试教育的两个直接与孩子们打交道的链条,但为什么孩子们几乎只希望父母去听听心理学家讲教育?

徐博士说,因为孩子们在乎的其实不是学习,而是爱。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核心是学习。而亲子关系的核心是爱。家长们认为,爱孩子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好好学习,而孩子们知道,成绩与爱是画等号的。

在记者收到的信件中,许多中学生都提到,“我只有取得好成绩,父母才会夸我”,或是“只有我学习好,父母才会给我好脸色”。孩子们是将学习与爱之间画上了等号,他们知道,只有学习好,才能赢得父母的爱。

不仅如此,孩子们也疼爱父母。像文中最初提到的那个自杀的小学生,他是多么爱爸爸妈妈。徐博士说,相对于成年的父母,孩子们更像是一个敏感的心理学家,父母只考虑他们的生存,他们却特别在乎父母的情绪,对父母的心理变化非常敏感。他们很容易围绕着父母的情绪转,而父母也会有意无意地利用自己的情绪去控制孩子。

一名男大学生,在徐博士“心育心”网站上发帖子说,他现在“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如果去做了,不但父母不高兴,我也不会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徐博士的网上咨询中,他说这源自上中学时的一件事情。当时,他想去爬泰山旁边的一座荒山,但父母强烈反对,他做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父母最后同意了。他玩得非常快乐,也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但回来后,他发现,父母仍然不高兴,一句关心的话都不问。从此以后,他发誓再也不做让父母不高兴的事,譬如他本来不愿意上这所大学,但这是父母的意愿,为了让父母高兴,他就来了。

孩子的学习乐趣被“转嫁”

用转嫁压力的方式,父母们控制住了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去发展。他们如愿以偿了,但是,徐博士说,这会引出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第一,加剧了孩子的学习压力。一名高三班主任说,她的毕业班的学生说,他们在大学中最怕的就是妈妈的唠叨。并且,孩子们承受的不只是双倍或三倍的压力。因为,父母们不是当事人,他们并不能真正地体会到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所以在向孩子施加压力时容易失去控制。像那位“全陪妈妈”,她在施加压力时已经失控了。

第二,侵犯了孩子的个人空间。徐博士说,在父母“严密监视”下长大的孩子,他们缺乏心理疆界的概念,成人后要么容易依赖别人,要么容易去控制别人,父母不尊重他们的个人空间,他们也学不会尊重自己和别人的个人空间。

第三,令孩子形成外在评价系统。小时候,孩子太在乎父母的评价。长大后,他就容易在乎同学、老师、老板、同事等人的评价,整日活在别人的评价中,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内心的需要,而是为了得到别人好的评价。徐博士说,有内在评价系统的孩子,他会享受到学习本身的乐趣,这成了激励他努力学习的最大动机。但被外在评价系统控制的孩子,“天生爱学习的动机”被“为了父母而学习的动机”所取代,他们的学习会过于在乎别人的赞誉,过于在乎考试成绩,也容易产生考试焦虑。

改变之道:与孩子一起成长

把压力转嫁给孩子是一种“双输”局面,对孩子的危害很多,家长也不舒服。因为孩子不容易心存感激,很多家长觉得很伤心,抱怨孩子不感激。怎么改变这种“双输”局面呢?徐博士建议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给孩子空间。

徐博士说,她特别不爱听孩子们说“我是个孝顺的孩子”。什么是孝顺呢?一方面,孝顺意味着尊重父母。但很多情况下,孝顺的意思是“什么都听父母的”。

但父母的意见就很对、很成熟吗?徐博士不这么认为。她说,其实,父母怄起气来常和孩子一样,缺乏理性,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去要求孩子,但他们“提的要求要么根本不合理,不合时代;要么就常常只是为了捍卫父母的权威”。

徐博士说,如果父母包办孩子的成长,什么都替孩子作决定,那么,孩子就学不会自己作决定,就学不会果断和思考。父母只有给孩子留出充裕的个人空间,孩子才会发展出完整的独立人格。

二、自我成长。

徐博士说,很多父母其实在按照自己的理想自我塑造孩子,但如果自己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相差太远的话,孩子长大以后,就容易出现强烈的叛逆心,因为他会发现,父母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更重要的是,如果父母自己也在成长,他们就不容易对适应社会产生恐惧和过分的焦虑感。并且,如果他们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成长,就不会动辄干涉孩子的成长。

一个做了多年学生心理咨询的心理老师说,如果只是孩子的成长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但如果孩子问题的背后是父母的问题,那就很难解决,除非父母们先做改变。他还断言,如果家长只是一味地寻求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不是在自身寻找原因的话,孩子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家长应该与孩子一起成长,这是最好的办法。

徐博士说,家长们应该明白,家庭是一个系统,孩子出问题了,必然能从家长的身上找到相关的原因。要想孩子得到改变,整个家庭系统都应该发生改变。

三、进化爱的方式。

徐博士说,以前,物质匮乏,生存很容易出问题,所以父母之爱的集中表现方式就是牺牲自己的物质,保证孩子的物质生存条件。但现在,物质匮乏已经居于次要地位,父母应该进化爱的方式,从以前关注物质的方式中脱离出来,应该更多地考虑孩子的人格成长和心理需求。

最后,徐博士再次强调,她希望父母们在着急的时候反省一下: “我考虑的到底是谁的心理需求?到底是谁在焦虑?”

孩子的成绩,父母的信仰?

一次同学聚会,晚上和两个老友深谈。他们两个收入不错,家庭和睦,家人身体也都好,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太关注孩子的成绩。

他们说,我们是河北省重点高中毕业,都上了重点大学,意识上并不希望给孩子压力,毕竟,孩子在学业上超越自己的概率已很低。但是,孩子的成绩总是强烈地牵动他们的心,看到孩子的成绩提高,就开心;孩子的成绩降低,就失落。

他们还说,自己的人生已别无所求,没什么好再渴望的了,就是在意孩子的成长。

听到这里,我瞬间明白,他们是将孩子的成长当作信仰了。

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我们也是反个人主义的社会。如此一来,一个人的精神生命或灵魂,安放何处?既不能安放在信仰上,也不能安放到自己身上。最容易安放的地方,就剩下了两个:对父母的孝,对孩子的培养。

对父母的孝,不容易成为精神的寄托,但孩子不一样,孩子的成长变化,会给父母带来刺激,让他们觉得生活是新鲜的,是有期盼的。

可以说,中国人缺乏自我,缺乏灵魂的寄托,是有普遍性的,并不仅仅是没有文化的父母才这样,有文化的也一样。

至少我们要意识到:不能将你的自我,寄生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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