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独木桥,为了督促孩子通过这一独木桥,很多家长喜欢高压政策,也喜欢只用成绩上的得失评价孩子。高压政策的结果就是,孩子面对挫折时非常脆弱。尤其是那些成绩一贯出色的孩子,他们无法独自承受高考失败的打击。

每年,我都会听到一些例子,因为无法化解高考发挥失常,一些孩子最终患上严重的心理障碍。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相信都会有一些孩子要遭遇他们无法面对的事实——高考落榜或考不上中意的学校。因此,我想通过讲一个过去的故事,让这些孩子和家长懂得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挫折。

这个方法并不难,概括为一句话是:父母真诚地和孩子一起承担挫折。孩子脆弱的承受能力是果,父母的高压政策是因,所以,孩子难以承受也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个挫折。在中国,高考不只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虽然我很期望父母们能这样看),而是全家的事情。所以,失败了,父母要学会与孩子一起承担。

当然,对那些从不干涉孩子并尊重孩子独立空间的父母,我认为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承受能力,能独自处理这一挫折并从中获益。

“从高考结束到现在,我已接到五名毕业生的求助电话,”咨询师袁荣亲说,“他们预料自己的分数会比较糟糕,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表面上,这个事实是分数低,难以考上中意的大学。实际上,这个事实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

也就是说,他们怕的其实不是失败,而是怕被人否定。所以,他们最经常采取的措施就是,封闭自己,不和人打交道。

广州市某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小丁在电话中对袁荣亲说,他每天一早会逃出家门,很晚才回来,就是因为担心父母老问他:你考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次肯定考得不好。”小丁说。照他平时的成绩,他应该能考上中山大学这一档次的重点大学,但他仔细预算了分数后,认为自己只能考上一般的本科。

“父母对我期望很高,我不知道怎么对他们说。”他说。

并且,逃出家门后,他也不敢去找同学,而是尽可能躲在能避开一切熟人的地方。偶尔,当父母要去亲戚家串门时,他也是找各种借口不去,因为他有一个表弟和他同时高考,表弟估分很高。他说,一想到亲戚会拿他和表弟作比较,就觉得很难受。

“其他四个毕业生的情况大同小异,”袁荣亲说,“让他们作评估时,他们最害怕的,都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被人看不起。”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多年的教育中,就是这样做的。当孩子成绩好时,他们非常看得起孩子,夸奖他们,并给他们各种奖励;当孩子成绩糟糕时,他们非常看不起孩子,指责他们,惩罚他们。

这样做的父母们会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会让孩子认为,高考——这个最关键一步的失败,意味着对自己的终极否定。

案例:自闭的失败者

没有人愿意面对这种终极否定,为了逃避这种终极的否定,他们会发展出一些病态的行为方式。

阿兰在家里自闭了两年后,苏太太才意识到自己女儿问题的严重性。直到高中毕业前,阿兰一直都是被同龄人艳羡的对象。她聪明、漂亮、性格活泼,有领导才能,而且一直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每个人都认为,她起码会考上复旦大学那一档次的重点大学,如果超常发挥,说不定可以考上北大清华。并且,大学毕业后,她的人生也一定会是一条康庄大道。

但是,一帆风顺的她恰恰就在高考中考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在高考中失去了感觉。她一点都不紧张,也一点都不兴奋。结果,最后她的成绩只能上一所再普通不过的本科学校。

阿兰希望复读,但苏太太反对。她常用高压方式教育女儿,譬如,如果女儿考不了全班前三名,就罚女儿跪半个小时面壁思过。但是,她对袁荣亲说,这些高压方式其实只是一个策略,她希望能通过严厉的奖惩方法,督促女儿考上如意的大学。但是,如果女儿发挥失常,只能上一所普通大学,她也能接受。并且,她看到太多复读的例子,整体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所以她不想让女儿冒这个险。

阿兰尽管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照妈妈的安排读了大学。但是,她的性格发生了巨大改变。首先,她不愿意再和高中同学联系,她对妈妈说,她担心别人嘲笑她,更讨厌别人的同情。她也拒绝和大学同学交往,其理由是“他们根本不配和我做好朋友”!她也瞧不起自己所上的大学,因为“学校小得可怜,老师也是一群没有素质的人”。

同学们意识到了她的态度,于是联合起来孤立了她。最后,她连课都不愿意上了,成绩越来越糟糕,大二读到一半时,她退学了。

分析:自闭=逃避否定

退学后,阿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闭门不出。她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说话。刚退学时,她还上一上网,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但一年后,她干脆连网也不上了,只是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中间有一次,她跟着重点大学毕业的表姐去北京玩了一趟,并参加了表姐的一次聚会。但从此以后,她连重点大学的学生也瞧不起了。 “你的那些同学,怎么都那么俗呢?聚到一起,除了谈吃,就是谈穿,要不就是谈嫁人,你们怎么就没一点追求?”她对表姐说。

对这个案例作了一些了解后,袁荣亲分析说,阿兰已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前期,这不在他的诊所治疗的范围之内,于是他将阿兰转介给其他医生。

“阿兰的问题难以治疗,但却不难理解,”袁荣亲说,“她把自己关起来,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甚至不和父母说话,这种极端自闭的状态,其实都是为了逃避来自他人的否定。”

他认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悲剧是,许多家庭为了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不让孩子参与任何其他事,只是一门心思学习,于是许多孩子就只培养出了一个心理支柱——好成绩。一旦这个支柱垮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崩溃了。

苏太太认为,她的高压方式只是一种策略,她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殊不知,女儿已把她的高压内化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已经很难从身上剥离。

譬如,如果阿兰考不到全班前三名,苏太太就罚跪。一开始,苏太太要监督女儿这样做。但后来,即便没有她的监督,女儿会自动地跪半个小时思过,并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考不好当然要自我惩罚”。

这一切的高压方式都是为了争取最后一个终极结果:高考的成功。而这个终极结果的失败,对于阿兰这样的女孩而言,无疑意味着终极否定。

这种终极否定的压力太沉重了,所以,阿兰要逃。她不和高中同学来往,是因为怕被高中同学瞧不起。

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内心深处瞧不起自己。“你怎样看自己,你就会怎样看别人,”袁荣亲说,“阿兰在大学期间,瞧不起学校,也瞧不起老师,实际上是她自卑心理的外移。非常自卑或自责的人,会在挑剔别人或责备别人的时候宣泄掉一些积压的不良情绪。”

高中毕业后,阿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内心深处的自我否定。但这种自我否定来自她自己,不会因为她挑剔否定别人而消失。最后,她只有逃到彻底封闭的状态下,不和任何人交往,那样就绝对不会再被别人瞧不起了。

然而,她的自我否定,却不会因为她的彻底自闭而消失,却反而会因为彻底自闭而更强烈。毕竟,这个状态下,她再也找不到别人可以指责,从而宣泄掉自己的一部分不良情绪了。

治疗:妈妈向女儿道歉

大约自闭了两年之后,苏太太才决定给女儿找心理医生,这已经太晚了。袁荣亲说,如果能够早一点让心理医生介入,阿兰的问题就不会发展到彻底自闭的状态。

如果能够早期介入,袁荣亲说,他会建议苏太太向女儿道歉。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阿兰和许多孩子一样,认为高考失败是她一个人的责任,毕竟是她在考试而不是母亲在考试。

但是,独自承担这个终极的否定,实在太痛苦了。所以,阿兰拒绝直面这个事实,从而不断地逃避。

这个时候,如果苏太太对女儿真诚地道歉,告诉女儿说:“我错了,我不该用那些错误的方式给你制造压力,我要为这一切向你表达深深的歉意。”

那么,这样一来,阿兰就会感觉到,她不是独自在承担这个压力,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从而就能直面高考失败这个事实。

做到这一点后,他还会建议苏太太对女儿说:“你爱我,但我利用了这一点来控制你,我不应该这样做。现在,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女儿,我爱你,无论你怎么样,我都会无条件地爱你。”

当然,道歉只是开始。如果道歉足够真诚,做妈妈的接下来一定会遭遇新的挑战:女儿会指责她,一开始可能只是零星的指责,但接下来会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

这个时候,做妈妈的不要做任何自我辩解,而只是倾听,让孩子倾诉,并且告诉孩子:“我很难过,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过去一直忽视你的感受,一直不理解你。”

指责达到高峰时,孩子可能会有失公允,会有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父母的倾向。这个时候,做父母的仍然不要去辩解,他们最后会发现,这只是一时的,孩子到了最后经常会号啕大哭一场,然后对父母表示谅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袁荣亲说,“真诚地承担错误教育方式的责任,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想把孩子从高考失败中拯救出来,他们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毕竟,他们的高压教育方式的确给孩子制造了太多的痛苦,他们要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当父母做出这一点后,那些觉得受到了终极否定的孩子才会有勇气面对高考失败这个事实。

接下来,袁荣亲说,他会帮助孩子们重建自己的价值感。他会帮助孩子们理解,高考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它虽然很重要,但这一个环节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人生的失败。相反,如果你坦然接受了高考失败这个事实,就可以真正理性地选择新的道路,而不是在懊丧和痛苦中度过未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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