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集》（巴里出版社，1942年）一书第两百七十八页上，克罗齐简化了历史学家"助祭"巴勃罗用拉丁文写的一篇文字，叙述了德罗图夫特的命运，并提到了他的墓志铭；这些文字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德罗图夫特是个伦巴第武士，围攻拉文纳时，他抛弃了原先的战友们，在保卫他曾经攻打的城市时阵亡。拉文纳人把他埋葬在一座庙宇里，树了碑，在墓志铭里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以及他们对那个野蛮人凶恶的外表和憨厚善良的内心反差的印象：
虎背熊腰，虬髯拳曲，
容貌吓人，却有仁慈的心！
这就是为保卫罗马而死的野蛮人德罗图夫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助祭"巴勃罗所能查考到的有关他生平的断简残篇。我甚至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究竟是6世纪中叶伦巴族人横扫意大利平原之时，还是8世纪拉文纳投降之前。我们不妨把时间定在6世纪中叶（因为本文毕竟不是历史记载）。
匈奴人夷平花园，践踏圣杯和祭坛，骑着马闯进修道院的藏书室，撕毁他们看不懂的书籍，骂骂咧咧地付之一炬，唯恐那些文字里隐藏着对他们的神——半月形的钢刀——的亵渎。他们焚烧羊皮纸和手抄本，但是火堆中央的灰烬里一本《上帝的公民》的第十二卷却安然无恙，书里说的是柏拉图在雅典讲学时宣称，许多世纪之后一切事物都会恢复原状，而他仍会在雅典面对同样的听众重新宣讲这一学说。那本没有烧毁的书受到特殊尊重，那个遥远的省份里一再阅读它的人却忘了作者之所以宣布这一学说只是为了更好地反驳它。一个世纪以后，阿基莱亚的副主教奥雷利亚诺听说多瑙河畔有个最新的"单调"教派（也叫"环形"派）宣称历史是个圆圈，天下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一切将来还会发生。在山区，轮子和蛇已经取代了十字架。大家湍惴不安，但听说那位以一篇论上帝的第七属性的文章而著名的胡安·德·帕诺尼亚要出面驳斥如此可恶的异端邪说而又感到宽慰。
这些消息，特别是后面一条，使奥雷利亚诺感到遗憾。他知道凡是神学方面的新鲜事物都要冒一定风险；随后又想，时间循环之说过于出格，过于耸人听闻，因而风险更大。（我们应该害怕的是那些可能和正统混淆的异端邪说。）然而，更使他痛心的是胡安·德·帕诺尼亚的干预——或者说侵犯。两年前，此人就以废话连篇的《论上帝的第七状态或永恒》篡夺了奥雷利亚诺专门研究的课题；如今，时间的问题仿佛也成了他的领域，他要出头来匡正那些环形派的论点，而他运用的也许是普罗库斯托的论点，比蛇毒更可怕的解毒药……那天晚上，奥雷利亚诺翻阅了普鲁塔克有关中止神喻的古老的对话录；看到第二十九段有嘲笑斯多噶派的文字，那些禁欲主义者主张世界无限循环，有无限的太阳、月亮、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狄安娜和海神波塞冬。他觉得这一发现是有利的预兆；决定抢在胡安·德·帕诺尼亚前面，驳斥轮于派的异端邪说。
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居民，一个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投身巴西边境骑手纵横的荒漠，妄想成为走私贩子的头目，这种事情似乎注定是不可能的，我要向有此见解的人叙说本哈明·奥塔洛拉的遭遇：他出生在巴尔伐纳拉区，当地的人对他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他死于南里奥格朗德一带，饮弹毙命，咎由自取。我不了解他冒险经历的细节；以后如果有了新的材料，当再作修正和补充。这个概略目前也许有用。
1891年，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前额狭窄，浅色的眼睛显得很坦率，性格却像巴斯克人那样横暴；在一次斗殴中，他侥幸刺中对手，便认为自己是条好汉；对方的死亡迫使他必须立即逃出共和国，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感到不安。本区的把头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乌拉圭一个名叫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人。他上了船，一路颠连劳顿；第二天，他踯躅在蒙得维的亚街头，心情抑郁，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他打听不到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下落；快到半夜时，他在作坊街一家杂货铺里喝问酒，一帮赶牲口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拔出了明晃晃的刀子；奥塔洛拉不知道哪一边有理，但是危险的乐趣吸引了他，正如纸牌赌博或音乐吸引别人那样。混战中，有个雇工握着匕首想偷袭一个戴深色帽子、披斗篷的人，被他挡住。这个人就是阿塞韦多·班德拉。（奥塔洛拉知道后撕掉了介绍信，因为他想以自己的功劳作为进身之阶。）阿塞韦多·班德拉尽管长得壮实，却使人错误地觉得他有些佝偻；他面目老是不舒展，揉合着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征；他的神态既像猿猴又像老虎；横贯他脸上的一道伤疤仿佛粗硬的黑胡子，添了一点装饰。
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事。正如柏拉图阐述一切知识均为回忆；所罗门也有一句名言：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
弗朗西斯·培根：《随笔》，58
1929年6月上旬，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在伦敦给卢辛其公主看看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公主买了下来；接书时，同他交谈了几句。据说他是个干瘦憔悴的人，灰胡子，灰眼睛，面部线条特别模糊。他流利自如地说几种语言；说法语时很快会转成英语，又转成叫人捉摸不透的萨洛尼卡的西班牙语和澳门的葡萄牙语。10月份，公主听宙斯号轮船的一个乘客说，卡塔菲勒斯回伊兹密尔途中身死，葬在伊俄斯岛。《伊利亚特》最后一卷里发现了这份手稿。
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夹有不少拉丁词语。现转载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变动。
一
据我记忆所及，我的艰辛是在百门之城底比斯开始的，那时候的皇帝是狄奥克莱西安诺。我参加过最近的埃及战争，没有什么功勋，我是驻扎在红海之滨贝雷尼斯城的一个军团的执政官：热病和巫术撂倒了许多胸怀大志想驰骋沙场的人。毛里塔尼亚人被打败；反叛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永远成为废墟；被征服的亚历山大城苦苦哀求恺撒发发慈悲，但是没有用；不出一年，各军团纷纷传来捷报，然而我连战神的面都没有见过。这种欠缺使我伤心，也许是促使我投身可怕的广袤沙漠去寻找永生者的秘密城市的原因。
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于，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或许由于日耳曼血统的原因）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剑，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菲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助长了他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注产业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现在只剩一个空架子；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大房子的模样。琐碎的事务和容或有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注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1939年2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