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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2〕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3〕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八月十二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2〕《西游记》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一百回。写唐僧(玄奘)在孙悟空等护送下到西天取经,沿途战胜妖魔险阻的故事。

  〔3〕梭罗古勃在长篇小说《小鬼》中,描写过一群早熟的少女。

西洋武士道〔2〕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3〕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4〕——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5〕。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6〕,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7〕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8〕,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9〕,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2〕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3〕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绍介国医。小百姓随军充案,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2〕,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3〕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4〕,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5〕,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