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杭州天长小学，很难相信这座以蓝色海洋为基调的学校已经有90年的历史。外滩君来到这所很多老杭州人心中排名第一的公立小学，是为了见一个人。
在刚落幕不久的第三届“全人教育奖”颁奖礼上，主办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如是形容他：
他钟情于古德曼的;全语言教学;，用18年的时间去验证有温度的教育。面对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不抱怨也绝不等待，用课程建设去为学生创设最好的学习，用阅读推广去影响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语文只是他的推进书香社会的途径，他要让更多的人因精神的富足而幸福。
这个人就是天长小学的语文老师蒋军晶。
天长小学语文老师蒋军晶
外滩君曾走访过很多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国际学校，也和许多在创新教育领域热血奋战的人打过交道，但这次与蒋军晶老师的接触，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走近体制内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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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里壁橱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因此我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起来很入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越好，我不敢断定。但这样下去，日子总不会不好过吧。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有一个时期我就不照镜子。我不看见自己的“尊容”，听见好话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开始编造好话。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想自己“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不停。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多的来信，那么多的稿件，还有访问和谈话。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树雄心、立壮志”。我也就完全忘记了自己。 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一感冒就发支气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应当照照镜子，便站在镜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刚刚漱过口，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有什么“青春”？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清醒了。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前天看是这样；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看仍然是这样。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觉，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称，也可以说是符合。这说明一件事实：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 这样我才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定计划的：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最近常有人找我谈我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个时期我的思想情况和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使我想起了我“靠边”的时候受到的一次外调，来的那位工宣队老师傅要我讲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苏州经人介绍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当时讲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讲得出呢？他把我训了一顿。不用说，他是别有用心。现在来找我谈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他们来“抢救材料”。他们是有理由的，有的人还想对我有所帮助，替我的旧作作一点辩护或者讲几句公道话。我说：好意可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是在号召大家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 对，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定计划、想方设法、东求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感谢我眼前这面镜子，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讲一句我心里的话：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
《随想录》到第三十篇为止，我已编成第一集，并且给每篇加上小标题，将在一九七九年内刊行，今后每年编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将收在第二集内。
我为第一集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里面有这样一句：“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的意思无非：我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意浪费它们。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讲出来，让大家看看，议议，自己改不了就请大家来帮忙。当然别人随便给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
最近我们讨论过“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我对“歌德派”说了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我是经过思考之后讲话的，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样，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我让我女儿和女婿替我编选，他们挑选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单单举出几个标题吧：《大欢乐的日子》、《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二十年过去了。前几天出版社一位编辑看校样时来信问我是不是还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后一句：“叫某国落后。”我当时是把它当做“豪迈的壮语”来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落在某国的后面，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将它删去了。我校阅自己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拿未来当做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我今年68岁。
在国家级研究所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也倔强了一辈子，素不服老！
但刚刚，在我6岁外孙身上，全家人一场耗费3年的“牛蛙战争”，以失败告终。
现在，我觉得不止我的脸上、心上，连这些文字的样子，都长满了苔藓与皱纹。
尤其当时从医院回来，看着才6岁大的外孙，仿佛天真的眼里也长满了褶皱的血丝。
他患上了抽动症，全名叫“小儿抽动秽语综合症”，是一种慢性神经精神障碍疾病，虽不严重，却很难治愈。这次去复查，孩子没有明显好转，依然不由自主地挑眉毛、眨眼、乱蹬腿。医生说只能从心理着手，开点药便让回了。
作为家长，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中，总告诉他不要乱动，要乖乖的坐好写字、看书……现在他这样的抽动，岂不是潜意识里的反抗？
近日，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开除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这位被开除研究生的导师袁劲梅教授，郑重地写下了长长的一封信，坦言：我就不该录取你！
这封信字字珠玑、发人深省。一经公开，就传遍社交网络。不仅做学术的人需要好好读读这封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读读。
作者简介
袁劲梅，系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系的终身教授，美国哲学协会“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在海内外发表大量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作品曾获“联合文学奖新人奖”等多种奖项。
以下为袁劲梅教授致被开除学生的信件原文：
XX同学：
接到你要求“保留学籍”的上诉被研究生院董事会驳回的消息，我想告诉你：这是你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你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个教授，一辈子培养不了多少研究生。
你祟拜的Y教授，刚去世，他一辈子也就培养了九个“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生。
我创建的C大“东西方比较研究”，从第一个研究生到最后一个研究生，一共十一个。你是第十一个。现在，第十一没有了。因为项目停了，以后也不会再有。
在美国，或在C大，遍地都是西方文化，加开一点中国文化研究项目，很不容易，全是教授自愿作出的无偿贡献。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教授的作品。
我用同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研究生，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是杰出作品。你被取消学籍，第十一个作品报废。你没达到标准，是我和你的共同失败。
你想到的是：你的前途中断了。这是不对的。你的前途依然有无限多的选择。你可以从商，在网上办你的杂文网站，或回中国办公司，再换一个能收你的项目学习，等等。我希望你在别的行业和地方能有成就。
如果，你下了决心要在学术界做学问，我下面写的东西，是给你的临别礼物。如果你不想做学问了，下面的话，你根本不用看。
世界上路很多，不一定要做学问，做个好人，就值了人生。你可以就看到这句为止：“你当个好人，我祝你好运。”
如果你往下看了，那我假设你想知道为什么你刚开始往“做学问”这条路上走，就失败了的原因。如果，你还想走做学问的路，下面的话会对你有用。我对你直话直说。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跟你绕过弯子，也没有改变过对你的要求。你失败的原因，有些是你自己的责任，有些是那些把你教成这种样子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的责任，有些是我的责任。
先讲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我不应该录取你。
因为你想要的东西，我无法给你。
你想要的是到美国来见识一圈，和教授搞好关系，使一些点子，让教授按着你的设计，给你一些作业，你轻轻松松得到一个学位；再靠这个学位，说自己成为学者了，然后在中国或美国找个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
你说你将来想在大学当教授，你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你必须得到这个学位。我懂这个学位对你的重要性。
但是，我能教给你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让你成为一个尊重知识、热爱真理的人。
在学术领域，
你必须不为任何利益撒谎，只说真话，且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你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寻找未知，没有捷径可走；
你还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和无知，把你个人的角度和判断低低地放在“公正”之下，
这样，你才能开始做学问。
要想从我这里得到学位，你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我不卖学位。我的知识可以无偿贡献给愿意跟着我一起寻找真理的学生，但不做交易。
这是我们之间的误区。我是在你选了我的两门课之后，才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这个误区。
这个误区，造成我们之间的所有冲突。我认识到，把你录取来，是我犯的错误，也是对你犯的错误，让你错误地计划了前景。
其次，讲你的责任。
讲你的责任，其实是我对你的最后评价。或，是我给你的解释——为什么你不适合做学问。
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公司老板或其他什么职业人士。搞学术，和经商或当清洁工，没有职业高下的不同，但明显有职业要求的不同。
做学问，要有品格，最首要的是，得做人。我前面说的误区，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如何做人上的。
你在C大期间，做学问的技术，我时时刻刻在教你，那些技术都详细写在你的每一篇作业和论文上了。但是，关于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我没跟你讲透彻。在谈你的责任时，我会讲这个问题。
因为你本科成绩不好，我亲自在北京对你面试后，才决定录取你。录取你，是我拍的板。当时，我对你的判断是：人很聪敏。但是，那是一个错误判断，因为那个错误判断，我得分担你失败的责任。
现在，我对你的评价是：你不聪敏，你没有一点儿做学问的人所必需的聪敏。这种聪敏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知道我的无知”。
你一进校的时候，就认为在美国上大学很容易，你知道怎么能玩得转。你不停地显出你什么都懂；参加讨论，不懂的事，你也常常不懂装懂，胡说一通。
上课，你原著不读，必读书不买，看一些网上第三手的书评、简介，就敢宣称：书读完，懂了。就敢狂加评论。
你有种种理由认为你是对的，所以，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宣称，你懂了，你比同学教授都懂得快。
你有你的机巧。但你的读书“机巧”我完全不看好，那是做生意的机巧，不是做学问的技术。
我对你的判断是，在我的前三门课上，我要求的必读书，你不是没读，就是没读懂。你真正开始认真读的一本书，是我的第四门课“比较逻辑”上的《逻辑》。这本书，目前，你读懂了60%。这是你的进步。
我想告诉你：你这种很坏的学习方法，至少得为你的三个“C”和两个“I”，负一半责任。
用你那种学习方法做不了学问。你可以东找一点西找一点猎奇的信息，放到你的网站上，让大众读着玩（这是你的权利），就像旧时茶馆里说书的、传小道消息的人，目的就是吸引听众兴趣一样。
这没什么不好，也是一种传媒方式。但这种方式绝不能用来做学问。做学问，不是猎奇，也不是快速地搜罗信息。
做学问，是一点一点地积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拨开前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细细地分析；用理性拷问自己，拷问先人；然后，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块小小的新石头，让后人踩着，不摔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将能不能把思维说清楚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你很爱说，也总是在说。但是，你很少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做学问上，“凡你能说的，你说清楚；凡你不能说清楚的，留给沉默。”（维特根斯坦，Tractatus）在一知半解的时候，你胡说，那叫“扩散无知”，是害人、误导，是浪费别人生命。
做学问的人，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如果你不能，或不想负这个责任，你别走这条路。我不培养产品推销商（不会），也不培养哗众取宠的网络编辑（没能力）。
因为你学识基础很差，你得弥补这个致命缺陷，才能去做学问。学识基础差并不要紧，你从基础开始好好补，是能赶上去的。但是，你却用了一些奇怪的、与学者品格不相容的方法来掩饰你的致命弱点。
第一个例子，你刚来的时候，和我谈话，动不动就扯出一些社会“名人”，这个，那个，你跟他们都认识。你说的这些“名人”，我半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名字夹在你和我的谈话中。我也不想认识这些社会“名人”。
如果他们有成就，我为他们高兴，但是，他们与你我都无关。你要做学问，好好跟我学，不必去追啥社会“名人”。
学术不是社交，不是出名，是坐冷板凳。你做学问的目的，必须是对真理的热爱和对未知的好奇心。名不名与学者无关，得奖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对学者来说，做学问本身，就是乐趣所在。想用社会“名人”来衬托你自己的地位，你要么是骗人，要么是骗自己，都是想掩饰你先天的不足，没有自信心。如果你不想用你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他人的信任，你也不能做学问。
再一个例子，就是你在XXX课上的抄袭问题。
你可以跟我解释，从网上复制了东西，贴下来当作业交给我，不叫“抄袭”，是我“误解”了。
事实上，我也没真报告你抄袭。你也用不着解释来解释去，说你不是存心要抄袭，怪我不理解。我理解或是不理解，其实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一，我没有报告这事件；二，不管我“误解”不“误解”，事实是你交来的作业，7%以上绝对与网上他人的东西一样，这就叫“抄袭”（按C大校规定义，7%以上雷同就叫“抄袭”）。
这件事，是我坚决反对你想找捷径、借以掩盖你的基础差和没有治学能力的缺陷的开始。我就此警觉并反对你的走捷径，一直和你对抗到上周的最后一次考试。
对你第一次“抄袭”这事本身，我只希望你说一句话：“对不起，我再不这样做了。”
然而，我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抱怨：为什么我不理解你的解释——那不是“抄袭”。
我没有报告你抄袭，甚至都没有取消你的奖学金，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对你的最大保护，是给你改正机会。
但，你要我接受“那不是抄袭”，这是你在指鹿为马，还公然要求你的教授跟着你一起自己骗自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可以赖掉一个错误，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同时也失掉了我对你的信任。如果，你还想做学问，你永远要有能力和勇气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错误，不然，你不能做学问。
你自己要承担的责任，还包括你的人格分裂。这一点，不能全怪你，人格分裂是畸形教育的结果，这也是我最后要讲的你的社会背景的责任。
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相矛盾的学生。当我想到你的社会背景，我对你的人格分裂抱有同情。
但是，我还得指出，这是病态。你应该尽快找心理学家帮助，治好这个毛病。
做学问的人，必须里外一致，言行一致。
全文刊于《雨花》2017年第7期
袁教授这封“开除信”火了，教授对做学问做人的态度，刷爆朋友圈，引发热议……
@龙斌-D：信中的观点适用我们所有的人！是吗？是的！
@李星宇Stars：做学术的态度，说得真好。
@一碗悠：说得简直不能再正确了，折射出一批追求速成的中国学生。有多少大学生在大学一味追求所谓的“情商”和“人脉”，靠着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在学业上混水摸鱼，当个学生干部动辄作为谈资。很赞同这位老师说的，先学会做人比较重要。地基都没打牢固，房子建得歪七倒八就开始看墙刷得好不好看，真心可笑。
那么，你觉得这个学生该被开除吗？这位教授做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