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耕和
越在乎，越卑微。是的，在最在乎的人和事物面前，我们常常会心生颤抖，常常会身子走样，常常失去了自身价值。卑微是常人的软肋。
就像信仰上帝、供奉佛祖，当你双手合十、真心忏悔、诚心叩拜时，眼前是高高在上的圣像，心中是神圣万能的神，而自己，不过是肉身凡胎、卑微低下的信徒。
就像用手掬起一捧沙子，当你担心流失而握住的时候，沙子就漏了一大半。越用力握，留住的反而越少。
就像进行一场关乎人生的考试、比赛，越害怕失败，越想取得好成绩，心态就越不平衡，内心就越紧张，手脚就越不听使唤，最终往往发挥失常。
从“我”走向“我们”
一个人的生存经验来自他的生存方式，读你的作品，我尽量地去理解，但我不得不说，3月20日寄来的那篇小说，我读了一半就放下了。“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穿了一件不合体的裙子”，这样的句子像我这样的人无法接受。我想不至于有那样的女人吧。国家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题材。可是，你要明白，真正的大题材往往是在选择着作家的，如果大题材选择着你，你也就是有使命的、受命于天的作家了。我遗憾的是你不热衷现实生活的题材，多是坐在书斋里空想，刻意写作你以为的新奇。从“我”出发，无可厚非，但从“我”出发要走向“我们”呀，你从“我”出发又回到“我”处。文学价值诚然是写人的，要写到人本身的问题，而中国的国情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变革时期，人的问题是和社会问题搅在一起的。而且，不管什么主张，用什么写法，目的都是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的本真，现实生活本身就具备了技巧，刻意求新，反而很难写出真来。
关注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才可能更本真，更灵敏，也更对现实发展有着前瞻性，也才能写出我们内心的欢乐、悲伤、自在或恐惧。作品的张力常常在于和社会的紧张感，也可以说，作家容易和社会发生一些摩擦，这不是别的，是写作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但是，你推荐的那部书稿，多少存在着一些误区，它太概念化。在作品中一旦不放下概念，不放下自己，就带上了偏见。它可以说恢复了一些历史事件，却并没有还原到文学。对于现实生活，有各种写法，我不大喜欢那种故意夸张乖戾的写作，那样的作品读起来可能觉得过瘾，但不可久读，也耐不住久读。我主张脚踏在地上，写出生活的鲜活状态。这种鲜活并不是就事论事，虚实关系处理好，其中若有诗性的东西，能让生命从所写的人与事中透出来，写得越实，作品的境界才能越虚，或称作广大。
前 言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由的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擦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