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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气短情长

    朋友的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戴上了眼镜,立在窗前看街。英文《大美晚报》从前有一栏叫做“生命的橱窗”,零零碎碎的见闻,很有趣,很能代表都市的空气的,像这位老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男人,也还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样的事,听了真叫人生气,又拿它没奈何。

    二  小女人

    我们门口,路中心有一块高出来的“岛屿”,水门汀上铺了泥,种了两排长青树。时常有些野孩子在那儿玩,在小棵的绿树底下拉了屎。有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我,走过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抽掉了两根针,把她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试样子。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详,也是喜孜孜的。

    她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子小袖口,我知道。因为她很像我的缘故,我虽然一路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

    三  家主

    有一次我把一只鞋盒子拖出来,丢在房间的中央,久久没有去收它。阿妈和她的干妹妹,来帮忙的,两人捧了湿衣服到阳台上去晒,穿梭来往,走过那鞋盒,总是很当心地从旁边绕过,从来没踢到它,也没把它拿走,仿佛它天生应当在那里的,我坐在书桌前面,回过头来看到这情形,就想着:这大约就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感觉吧?可是我在家里向来是服低做小惯了的,那样的权威倒也不羡慕。佣人、手艺人,他们所做的事我不在行的,所以我在他们之前特别地听话。常常阿妈临走的时候关照我:“爱玲小姐,电炉上还有一壶水,开了要灌到热水瓶里,冰箱上的扑落你把它插上。”我的一声“噢!”答应得非常响亮。对裁缝也是这样,只要他扁着嘴酸酸地一笑,我马上觉得我的衣料少买了一尺。有些太太们,虽然也吝刻,逢到给小帐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他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我在必需给的场合自然也给,而且一点也不敢少,可是心里总是不大情愿,没有丝毫快感。上次为了印书,叫了部卡车把纸运了来。姑姑问我:“钱预备好了没有?”我把一叠钞票向她手里一塞,说:“姑姑给他们,好么?”“为什么?”

    “我害怕。”

    她瞠目望着我,说:“你这个人!”然而我已经一溜烟躲开了。

    后来她告诉我:“你损失很大呢,没看见刚才那一幕。那些人眉花眼笑谢了又谢。”但我也不懊悔。

    四  狗

    今年冬天我是第一次穿皮袄。晚上坐在火盆边,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实在冷,冷得瘪瘪缩缩,万念俱息。手插在大襟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自己觉得像只狗。偶尔碰到鼻尖,也是冰凉凉的,像狗。

    五  孔子

    孔子诞辰那天,阿妈的儿子学校里放一天假。阿妈在厨房里弯着腰扫地,同我姑姑道:“总是说孔夫子,到底这孔夫子是个什么人?”姑姑忽了一想,答道:“孔夫子是个写书的——”我在旁边立刻联想到苏青与我之类的人,觉得很不妥当。姑姑又接下去说:“写了《论语》、《孟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书。”

    我们的饭桌正对着阳台,阳台上撑着个破竹帘子,早已破得不可收拾,夏天也挡不住西晒,冬天也不必拆除了。每天红通通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子斜着飘着,很有芦苇的感觉。有一向,芦苇上拴了块污旧的布条子,从玻璃窗里望出去,正像一个小人的侧影,宽袍大袖,冠带齐整,是个儒者,尤其像孟子,我总觉得孟子是比较矮小的。一连下了两三个礼拜的雨,那小人在风雨中连连作揖点头,虽然是个书生,一样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辩论的起点他非常地肯迁就,从霸道谈到王道,从女人谈到王道,左右逢源,娓娓动人,然而他的道理还是行不通……怎么样也行不通。看了他使我很难过。每天吃饭的时候面对着窗外,不由得要注意到他,面色灰败,风尘仆仆的左一个揖右一个揖。我屡次说:“这布条子要把它解下来了,简直像个巫魔!”然而吃了饭起身,马上就忘了。还是后来天晴了,阿妈晾衣裳,才拿了下来,从此没看见了。

    六  不肖

    獏梦有个同学姓赵。她问我:“赵……怎么写的?”我说:“一个‘走’字,你知道的;那为一个‘肖’字。”“哪个‘肖’字?”

    “‘肖’是‘相像’的意思。是文言,你不懂的。”“‘相像’么?怎么用法呢?”

    “譬如说一个儿子不好,就说他‘不肖’——不像他父亲。古时候人很专制,儿子不像父亲,就武断地说他不好,其实,真不见得,父亲要是个坏人呢?”

    “啊!你想可会,说道儿子不像父亲,就等于骂他是私生子,暗示他不是他父亲养的?”

    “唉,你真是!中文还不会,已经要用中文来弄花巧了!

    如果是的,怎么这些年来都没有人想到这一层呢?”然而她还是笑着,追问:“可是你想,原来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么?古时候的人也一样地坏呀!”

    七  孤独

    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獏梦低声加了一句:“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大声笑了出来。幸而都在玩笑惯了的,她也笑了。

八  少说两句吧

    獏梦说:“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

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那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例如有些老戏,有些民间故事,源久流长的;造形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没法子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意的书。

獏梦与张爱玲一同去买鞋。两人在一起,不论出发去做什么事,结局总是吃。我替她取名“炎樱”,她不甚喜欢,恢复了原来的名姓“莫黛”——“莫”是姓的译音,“黛”是因为皮肤黑。——然后她自己从阿部教授那里,发现日本古传说里有一种吃梦的兽叫做“獏”,就改“莫”为“獏”。“獏”可以代表她的为人,而且云鬓高耸,本来也像个有角的小兽。“獏黛”读起来不大好听,有点像“麻袋”,有一次在电话上又被人缠错了当作“毛头”,所以又改为“獏梦”。这一次又有点像“嫫母”。可是我不预备告诉她了。——作者原注。

 “吃什么呢?”獏梦照例要问。

张爱玲每次都要想一想,想到后来还是和上次相同的回答:“软的,容易消化的,奶油的。”

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要一份奶油。虽然是各自出钱,仍旧非常热心地互相劝诱:“不要再添点什么吗?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吗?”主人让客人的口吻。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前 言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